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88年,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僅存24人。一直以來日本對此不承認不道歉,甚至近期還有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蠢蠢欲動的跡象。日本右翼想要死扛到再也沒有幸存者,再也沒有人還記得這件事。但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世界人民不會忘記。盡管日本右翼勢力拼命掩蓋真相,正直的人們還是揭開無法抹去的罪惡鐵證。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杜鵑啼血的精神和力拔山兮的勇氣寫出英文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將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類殘暴罪惡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今年12月13日,第12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之際,江蘇衛視在黃金時間播出了紀錄片《尋找張純如》和電視劇《反人類暴行》,撕開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惡魔這兩個人類歷史上都極為罕見的反人類暴行的遮羞布,徹底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的猙獰嘴臉和對人類社會潛在的巨大危害。

紀錄片《尋找張純如》短短兩集,卻如震耳欲聾的雷聲,久久揮之不去。該片不僅是張純如的人生和精神的歷史,也是對日本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如山的深刻揭露,更重要的是從人性的縱深和人類的命運的角度發出響亮的叩問。

為什么有人要虐殺,有人要保護,有人要掩蓋,有人要揭露。該片從張純如的祖父母在中國經歷的日本侵華戰爭悲慘逃難講起,娓娓道來張純如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幾乎涵蓋她短短36年人生的所有重要細節,特別是她的精神世界的成長和豐富,從少年時期的詩歌中,我們看到在她心田一點一滴灌溉育出的善良和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花蕾,最終化為對人類社會的良知和對人類未來的責任感,當然也有對這個世界深刻的認識,片中將她15歲時寫的詩譜曲演唱成了主題歌《是為永恒》,“滿心驚奇、癡癡凝望”那“大自然精致之美”,驚嘆“那光彩奪目令人心醉”,但也看到“完美總是轉瞬即逝”。我們看到張純如的良知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才能理解她之后的奮斗、抗爭、奉獻和犧牲。紀錄片開篇便將觀眾帶入張純如的精神世界:1994年加州庫珀提諾的南京大屠殺史實展覽上,當她第一次看到那些“被砍掉的頭顱、被剖開的肚腹”的黑白照片時,生理上的眩暈與心理上的震撼讓她深切意識到,“向世人揭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也是受害者們應得的公道”。這句內心的吶喊,成為她此后七年乃至一生的信念燈塔,也揭開了追尋真相的荊棘之路。

為了這份“道義責任”,張純如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紀錄片中,鏡頭跟隨她的足跡重返南京,記錄下她用便攜式攝像機采訪幸存者的場景——在25天的時間里,她輾轉于屠殺地與叢葬地,傾聽劉永興“機關槍團團圍堵,死尸用汽油焚燒”的泣訴,記錄唐順山“馬路上盡是血,就跟下雨一樣”的證言,那些顫抖的聲音與痛苦的記憶,被她精心保存在5盤標注著詳細日期的錄像帶中,成為歷史最鮮活的注腳。為了讀懂中文史料,她重拾兒時的中文功底,在檔案館里逐字逐句研讀“一層一層的案卷”,指尖被陳舊紙張割得鮮血淋漓,卻依然堅持復印每一份關鍵證據。正如她在給父母的信中所寫:“當我看見文字在顯示器上隨著手敲擊鍵盤的節奏一行行移動時,就像在將歷史的聲音轉化成紙上的符號。”

更殘酷的考驗來自精神的煎熬與現實的威脅。紀錄片通過親友的采訪還原了她的痛苦:“失眠到無法入睡,滿腦子都是幸存者講述的暴行”“體重急劇下降,開始掉頭發”,母親張盈盈回憶她曾哭著說“這些事情從內心深處影響著我”,但轉身卻堅定表示“我跟他們這些人比起來算什么,我當然要寫,我一定要為這些不能再發聲的人發聲”。《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后,日本右翼的威脅接踵而至——充滿惡意的造謠、辱罵信件,甚至寄來的兩顆子彈,都成為她日常生活的陰影。但她從未退縮,在與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的電視辯論中,她當場駁斥對方“遺憾”“后悔”的模糊表述,直面追問“我沒有聽到道歉,您聽到了嗎?”,這份在全世界觀眾面前捍衛真相的決絕,正是勇氣最生動的寫照。

張純如的勇氣,更在于打破全球認知的沉默。紀錄片中,多位受訪者坦言,在她的書出版前,西方世界對南京大屠殺幾乎一無所知——“在美國很少有人聽說過南京大屠殺,這就像一場無聲的大屠殺”。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她在兩個月內跑遍美國十幾座城市,密集參加簽售、演講,甚至主動撥打陌生電話推薦自己的書:“我是張純如,我剛剛寫了一本關于1937年南京的書”。這種“時不我待的責任感”,讓《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連續11周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并被翻譯成15種語言全球傳播,終于讓三十萬遇難同胞的苦難被世界看見。36歲的張純如留下的遺言說自己是“那個全心投入生活、為事業和家人獻身的自己”,她用生命印證了自己的信念:“請務必相信一個人的力量,一個人可以令世界大為改觀”。

與其說張純如是作家,我認為更確切說她是調查記者。張純如所做的是非虛構寫作。什么是非虛構寫作?什么是調查記者?今天人們在互聯網眾聲喧嘩中已經不太了解這個職業了,甚至覺得不太需要這個職業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調查記者從事的非虛構寫作,一是查清事實,二是揭示本質,既要防止以偏概全、盲人摸象式的報道,更要把一些人精心包裹偽裝的蓋子揭開,還原歷史事實真相。張純如說,“有朝一日,生命將消失無蹤,但書和文字卻會留下來,文字是永恒的。”她所做的就是這樣崇高的事業。

張純如的寫作以家族記憶為起點——外祖父逃離南京的生死離別,父母憤怒顫抖的講述,這些私人敘事成為她切入宏大歷史的鑰匙。在寫作中,她拒絕將歷史簡化為抽象數字,而是著力還原具體的人物與細節:魏特琳日記中“12歲少女到60歲老嫗都被強奸”的記錄,拉貝日記里“城門前到處是成堆的尸體”的描述,幸存者夏淑琴泣血的控訴,這些細節讓讀者無法保持距離感,只能直面歷史的殘酷。她說:“我不想讓那么多人的生命從此灰飛煙滅”,文字成為了不朽的記憶載體。


紀錄片《尋找張純如》的深刻價值,不僅在于其記錄的人物與歷史,更在于它以紀錄片的形式,與張純如的非虛構寫作形成跨時空共振,共同詮釋了真實敘事的獨特魅力與社會價值。非虛構寫作與紀錄片雖載體不同,卻共享著“重返現場、堅守真實”的核心特質,成為守護歷史記憶的雙重屏障。兩種載體的共振,讓歷史真相的傳播形成了“1+1>2”的效應。張純如的書為紀錄片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而紀錄片則以視覺化、故事化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愿意走近這段歷史。這種“文字+影像”的雙重守護,讓歷史真相既具備文獻的嚴謹性,又擁有藝術的感染力,成為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強武器。


《尋找張純如》在當下的播出,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當紀錄片中張純如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身影,與當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苗頭形成鮮明對照時,作品的警示意義愈發凸顯。這部紀錄片不僅是對歷史的回望,更是對現實的警醒,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當歷史的血跡被刻意抹去,當侵略的罪行被重新包裝,戰爭的幽靈就可能卷土重來。《尋找張純如》以歷史為鏡,揭示了苦難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全人類,軍國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敵人,縱容歷史虛無主義,就是為戰爭埋下隱患。記錄黑暗是為了迎接光明,當守護歷史真相成為每個人的自覺行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
(高長力 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副會長)